进入2023年下半年，中国经济复苏的节奏被格外关注，对于扩大居民消费的讨论也不断增加。

7月8日，在2023年青岛·中国财富论坛上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、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表示，中国经济的主要拉动力早在疫情前已经转向消费需求，且居民的消费需求占据了7成左右，但疫情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本正在改变的路径，导致这一过程可能出现一些颠簸。当前，扩大内需，最需要做的就是刺激居民消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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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提出，家庭预算曲线得不到恢复，是影响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。相较于市场热衷分析的居民资产负债表，蔡昉认为，当前居民消费领域的主要困难更多表现在流量上，家庭预算曲线反映的恰是一种收入减少、消费减少、储蓄超额等流量概念，直接对应着当前（经营）受阻的实体经济、中小微企业的需求，加上数据获取更为及时，更适合短期现象的分析，也更符合当前处理问题的目标。

蔡昉表示，过去三年，中国的城镇失业率绝大多数时间处于自然失业率之上，这也意味着我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周期性失业（在劳动经济学中这些劳动者已经处于长期失业状态），收入减少使得在经济该复苏的时候会遭遇“磁滞效应”，或者说“疤痕效应”。虽然目前整体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恢复，但农民工和青年的失业率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今年5月，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失业率（4.9%）连续第3个月回落，但16～24岁青年失业率上升至20.8%，比上个月提高了0.4个百分点，创下2018年有该数据以来的新高。

蔡昉进一步分析称，居民家庭预算曲线受损主要有三大表现：一是失业率长期高企导致居民收入增长减慢；二是受到收入预期影响，居民消费的波动性大于收入波动；三是长期可能转向资产负债表收缩。“如果这种破坏了的家庭预算曲线不能得到及时补偿，不能尽快恢复就业，不能尽快增加收入，或者不能得到政府的补助刺激，（居民）有可能就从短期行为转为长期行为，也就是大家热议的所谓的‘资产负债表衰退’。”蔡昉表示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，我们应该考虑如何针对居民的家庭预算曲线来实施宏观经济政策。

此外，蔡昉也提示，随着发展阶段变化，疫情之后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也有与疫情相对无关的因素，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需求侧的新常态，二是劳动力市场新常态，三是居民微观行为新常态。

对于如何刺激居民消费，蔡昉建议要“用所有能够合理合法合规、合经济理论规律的渠道，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。”对此，他提出三大建议。

第一，新常态需要新做法。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对象从投资转向消费，从而更加直接地应对需求堵点和短板，同时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，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统一、措施兼容，减少后遗症。

第二，户籍制度改革。蔡昉认为，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立竿见影、真金白银地刺激消费。研究表明，农民工消费被户籍抑制23%，比如1.8亿农民工成为户籍市民，可增加消费支出约2万亿元。对比疫情造成的超额储蓄（占GDP3%）约3.6万亿元，改革红利可以大幅弥补消费缺口。

第三，借此机会切实阻断农村的返贫通路。蔡昉认为，当前这个返贫通路可能是存在的，可以按照“不能发生规模性返贫”的中央要求，“把钱发出去”，真正确保这些人不返贫，就是对宏观经济作出的重大贡献。据测算，2021年、2022年，最低收入组的平均收入，高出可能存在的脱贫标准幅度已经低于2020年（17%）。蔡昉表示，把重点放在最低收入这部分人群中，可以确保不会返贫。

第四，提高老龄化相关的社会保障水平。他指出，“现收现付”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，依赖于相对有利的人口抚养比，随着今后抚养比加快提高，需要提高社保的普惠性与个人积累才能维系。蔡昉认为，2022年～2035年将是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长最快的十几年，养老金的支付会产生较大困难，当下正是大规模支出以提高保障能力的机会，这既是长期的制度建设需要，也可以起到短期经济刺激的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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